曾几何时，农村孩子考上大学被称为“跳龙门”，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将农业户口迁至大学所在的城市，变成非农户口，从而成为“城里人”，进而改变命运。

　　现如今，在浙江，越来越多的农村大学生开始对“农转非”的机会说“不”，甚至将已经完成“农转非”的非农户口再次转为农业户口，上演从“跳龙门”到“跳回农门”的回迁景观。

　　9月10日与11日，浙江农林大学2011级新生报到的日子。来自温州农村的周青洁，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和大部分新生一样，周青洁没有把户口迁至杭州。

　　“去杭州上大学不迁户口”的决定，是周青洁和家人在经历一番调查后做出的。在收到浙江农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周青洁电话咨询学校招生办老师，得知将户口保留在老家不会影响自己学习和就业；同时考虑自身情况后，做出了这个决定。

　　“户籍管理制度严格，出来容易进去难，等到大学毕业再回迁，通常会很麻烦，甚至迁不回去。”另一位将户口留在农村的新生陈叶说。

　　据农林大学负责新生户口管理的张健老师介绍，近年来，将户口随学籍迁入学校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把户口保留在了原籍。2010年秋季入学的新生中，把户口迁移到学校的不足20%。

　　另外，该校另一份志愿者调查显示，有超过70%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把户口迁到学校。在已将户口“农转非”的学生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希望在毕业时将户口转回农村。

　　永嘉逾万大学生主动申请

　　恢复农民身份

　　“跳回农门”，对于一些在校大学生来说，是个憧憬，还有时间等待；但对于已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每天一大早，永嘉县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咨询窗口前，都簇拥着一批人，他们是来咨询“非转农”政策的。人群中的年轻人大多是来自永嘉农村的历届大中专毕业生，其中也有他们的父母。9月初，前来咨询“非转农”政策的张洪根说：“我是替我儿子来问问的，他上班忙，没时间过来。”小张2001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一民营企业工作。当初考上了大学，以为日后可以吃“商品粮饭”了，就把户口迁至大学所在城市。从此，小张成了“城里人”，告别了农民身份。可眼下温州农村发展得越来越好，“每年集体分红多多少少总是有的，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啊。”最让张洪根憧憬的是，现在村里正面临着旧村改造，“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可不是集体分红能比得了的，如果今年我儿子能转回农业户口，就好了。”

　　能让张洪根的憧憬变成现实的是，2011年3月24日，永嘉县人民政府颁布《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未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户口“非转农”若干问题的通知》，允许1995年之后毕业且未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正式录用的农村大学生申请“非转农”。

　　“这个政策推出后，每天的咨询量猛增，符合规定的群众都表示会尽快准备好材料前来办理。”永嘉县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科窗口民警金警官介绍说。截至目前，永嘉县申请“非转农”的农村大学生已超过10000人。

　　“这个政策确实满足了很大一部分永嘉农村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丐法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难，就使许多农村大学生既享受不到农民的待遇又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此前已有多名农村大学生向上级反映此事，促成了该政策的出台。”

　　在《通知》中，记者发现“非转农”的办理对象必须同时符合4个条件才能申请办理。第一，是1995年及以后毕业(肄业)，未曾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下同)正式录用；第二，被大中专院校招生录取时为农业户口；第三，本人现生活在本县；第四，需经迁入地村民委员会确认为该村迁出、未就业并同意落实户口。

　　“这其实沿用了此前台州、义乌等地‘非转农’的做法。”永嘉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同时，记者发现《通知》还对符合回迁条件对象的配偶的户口随迁做出了规定。与符合条件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户口可以随迁，但户口性质不变；与符合条件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共同居住生活的未成年子女，户口可以随迁，并可以转为农业户口。此外，《通知》还明确规定了时效限制——符合条件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原则上在六个月内(即截止时间为9月24日)申请办理户口“非转农”。“‘非转农’政策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个时间划定也很正常。”

　　工作人员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指从1995年开始，大中专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的政策，此后直至2003年，国家政策要求大中专生必须将户口迁至学校，“农转非”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毕业后，部分农村大学生回到了农村工作生活，但却不再是户口意义上“农村人”，也无法享受村民待遇。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村民享受到的待遇越来越多，至此矛盾凸显。

　　浙江“新知青”

　　最早出现在台州

　　“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工作，就回到了农村工作生活；也有部分毕业后回路桥做生意，但住在老家农村；这些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看到村民待遇越来越好，就想方设法把户口转到农村去。”台州市路桥区办证中心曾参与“非转农”工作的刘姓干部说。

　　由于当时还没有出台“非转农”相关政策，一些家长就频频往返政府部门，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甚至以死相逼。她回忆：“有一个女孩子给人的印象很深刻，由于无法解决‘非转农’，她连婚姻大事都被耽误了。”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缓解这部分毕业生的生计压力和无法落户的游离状态，路桥区政府在经过长期调研考察后，于2005年初率先开了个口子，开始试点“非转农”。在路桥开了先河之后，黄岩区、椒江区以及温岭、仙居等台州市其他区县有着同样困扰的毕业生都在期盼各自区县的政府采取相应动作。

　　2005年7月，台州市公安局向各区县下发了一份《关于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非转农”户口问题的答复意见》，第一次明确表示同意进行“非转农”。《意见》规定申请办理对象的符合条件等规定外，还强调，“公安机关接到申请人申请后，进行调查核实，如申请人确认确实无工作，无经济来源，生活基础在原农村，村里同意接收，不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准许其在农村落户。”

　　不久之后，台州市下属各县市区纷纷出台了“非转农”的政策。“非转农”在台州开始“井喷”。据了解，从正式发布政策，调整实施“非转农”以来，台州已经有将近一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完成了“非转农”。

　　其实，临海市早在2002年就在台州率先畅通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手续。记者在2002年7月30日临海市公安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解决有关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中看到，入学前是农村户口，父母还在本村，原籍农村愿意接受，本人有要求落实原籍农村户口的，可迁回原籍落实为农村户口。

　　“如果要追溯历史，临海还不是最早的。”时任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处长吴南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际上，2000年浙江省公安厅发过一个46号文件，其中明确规定，那些“在城镇无生活基础，而人实际居住在农村，……的可批准其在农村落户。”但是，其中缺少操作细则，且对“实际居住在农村”这个说法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在6年后，该文件却成为台州市尝试进行“非转农”的突破口。

　　从“实际居住在农村”到“生活基础在原农村”，理解的变化直接除去了“非转农”政策规定的最后一道樊篱，也使“新知青”正式回归农村成为了可能。所谓“新知青”，指从农村出来，大学毕业后在城市谋生，回农村老家却没有农业户口的群体。

　　在台州正式实行“非转农”政策之后，丽水市于2009年10月中旬在莲都区试点推行“非转农”政策。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媒体争相报道的是：2010年10月14日，义乌市政府出台办法规定该市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户口可以“非转农”，尤其是在2010年初爆出“义乌农村户口价值百万，195名公务员集体‘非转农’”的新闻。

　　“趋利避重”成主要动机

　　曾经羞于启齿的农业户口，咋就成了“香饽饽”，引得广大“农村学子”竞折腰？对目前已经实行过或正在实行“非转农”政策的浙江地市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台州、温州、义乌等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一些村集体经济较好、村民每年能得到的分红较多；同时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土地及宅基地价值越来越高，可期待的利益渐长；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毕业后“包分配”政策的取消，工作越来越难找，城市生活压力渐长。

　　在此双重背景下，“非转农”现象是一个被诗化的孤例，动机主要还是——“趋利”与“避重”。

　　——“趋利”：一个农村户口值百万。

　　在义乌，当地人把农村户口的价值来源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房屋改建价值，在他们看来这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另一项则是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

　　据2006年颁发的《义乌市新农村住房建设实施办法》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况，一户家庭在旧房改建中最少可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最多则可分到144平方米的宅基地。在该宅基地上又可以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建设，最多可建设四层半的楼房，如果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即最少可达到486平方米，最多可达648平方米。

　　虽然目前农村宅基地用房并不能进入住宅市场进行交易，但义乌当地住宅用地的紧张局面却很难说今后不会催生此类交易。“尽管政策并未松动，但如果以后这些改建用房都可交易，这里的经济价值将会有多少？”义乌市“非转农”政策试点街道——江东街道综治办主任徐如良说。

　　除了参与改建房之外，当地农村户口还具有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一旦村里的集体用地被征用，这个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徐如良表示。

　　“如果我的户口不能回迁农村，就亏大了。”已申请办理“非转农”的青口村村民王刚说。清口村所属的江东街道位于主城区，新开出的商品房均价已达每平方米1.5万元。王刚所在的青口村，刚以1.7个亿的高价卖掉了村里的一块集体用地，“政府分走2000万，村里还有1.5个亿。”而目前该村的人口仅1400余人，以此衡量，每个村民就有10万元的分成。“一块位置稍好的宅基地就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粗粗一算的话，一个义乌农村户口绝对价值百万元。”王刚有点激动道。

　　随着城市化继续快速推进及土地的升值，农村户口价值上涨的空间或许还未到顶，一个农村户口价值超过百万的说法，看来并不夸张。

　　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义乌，在台州、永嘉等地区都普遍存在。

　　刚在8月份办理了“非转农”手续的永嘉县瓯北镇白水村的金纯晓说；“农村户口比居民户口要好，现在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就业压力太大，还是做‘农民’划算。”金纯晓在2001年考上武汉理工大学，户口也随迁成“非农”。2005年大学毕业后，金纯晓选择了自己做生意。他所在瓯北白水村及周边的村子发展都很快，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村民不但可以分到安置房，一些村每年还会给村民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经济补贴。

　　除了农村土地、宅基地和村集体经济分红外，农村户口在计划生育上还有着非农户口不能享受的政策。据了解，目前浙江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规定，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双方不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未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可允许生二胎。对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的人来说，这一点的诱惑力不比农村土地少。

　　——“避重”：城市生活压得人透不过气。

　　“村集体经济分红，在我们这样山区村也不见得有多少。”但来自永嘉岩头镇河二村的陆俊还是申请办理了“非转农”手续。

　　2008年，陆俊从江苏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温州一民企做人力资源工作，工资3000多元，但每个月需花费1000元房租和近1000元伙食费，“这还不算买衣服的开销，我几乎是‘月光族’。”陆俊说，“像我这样的，靠自己甭想在温州买房，城市生活压得我透不过起来。”

　　“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城里人’，不如做一个农民实惠。”类似陆俊想法的人还有不少。虽然拥有城镇居民身份，但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陆俊们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越来越大的城市生活压力使得农村大学毕业生在无奈之下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

　　“不如归去”的想法，除了城市生活压力外，还来自大部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只是“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无法真正完全享受“城市待遇”。

　　“我是把户口挂靠在温州市人才市场的，户口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成了一个‘口袋户’；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是个‘黑人’。”陆俊无奈地说。

　　“口袋户”，除了每年要向户籍管理机构缴纳一定的“户口管理费用”外，还将会对他们的婚姻以及子女上学产生不利影响。

　　2010年5月，《广州日报》报道“广州数万人‘滞婚’，只因集体户口不能登记结婚”。其实，因为集体户口导致登记结婚麻烦，甚至不能登记结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结婚登记必须出示户口卡原件，而且目前没有任何变通办法。但是，据把户籍挂靠在人才市场的大学生反映，集体户主管单位因为不愿意承担计划生育责任，拒绝出具户口卡，导致他们不能登记结婚。由此，有网友调侃“嫁人不嫁口袋户，娶妻不娶口袋女”。

　　即使登记结婚后，集体户口对子女入学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实际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址不一致，孩子受教育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如果送到户口所在地的学校去读书，太远；如果在实际居住地的学校读书，却要交一笔‘借读费’，这让我们夫妻俩为此经常闹矛盾。”网友“章鱼”在微博上如是说。

　　困境下利益最大化的次优选择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大学毕业生想方设法“非转农”，期盼由此可以享受到越来越丰厚的村民待遇，摆脱城市生活中的重压。

　　记者在采访调查后发现，在目前实行“非转农”政策的地区，有一部分在“非转农”之后，既没有摆脱城市生活重压，也没有享受到农村丰厚的村民待遇。

　　“在我们完成‘非转农’之前，村里已经完成了征地拆迁，现在已经没有土地了，也没有集体资产。”椒江三门台村村民王丽娜说。2006年完成“非转农”后，王丽娜仍然在椒江一民企上班，到现在还是在外租房子住。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对她仍然一样不少。

　　像三门台村这样因为城市化被征地拆迁的村落不在少数，而要求“非转农”的农村大学生大都来自这样的村庄。像三门台村，这样已经没有任何集体资产的村，其村民是继续保留“失地农民”身份，还是整体转非？对此，王丽娜想不了那么远了。

　　“其实，这些大中专毕业生的回归，是一种避难和趋利双重心理下的回归，是一种次优选择。”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说。现在全国性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已是不争之事实，即使就业了，也处于城市低收入阶层。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很多农村大学生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

　　当下的大学生已不是天之骄子，他们遇到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义乌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出台大学生“非转农”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大学生户口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还在于希望此举能产生更深远的效应，吸引更多大学生不仅人“回农门”，心也往“农”想，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

　　“这些在城市里待不下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都是农村里走出去的精英。”徐如良说，让他们“非转农”，回到农村创业，就是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但由于“非转农”牵涉到农村利益的重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在承包土地等方面的利益之争等。在户籍制度尚未开始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制定了“非转农”政策的地方政府在实施上也“小心翼翼”。

　　2005年，台州首开“非转农”的先河后，周边地区受到的压力更大，温州市公安局曾就此问题向浙江省公安厅请示，得到的批复是：“非转农”涉及太多利益问题，原则上严格控制，各地可根据情况制定政策。

　　但近年来，随着丽水莲都区、义乌市、永嘉县相继出台“非转农”政策，有人士乐观地认为，这是户籍改革的先兆。但更多的人士表示“需要时间来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说：户籍改革比较敏感，像义乌这种做法，在全国也不多见。从长远来说，户口就应回到其本来面目，即剥离附带在户口上的种种利益，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大学生向农村流动，还能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全方位提升。

　　一位因不符合条件未办成“非转农”手续的青年对记者说：“要是没有城市、农村户口的限制多好。早就听说户籍制度要改革，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0-17/150123316141.shtml 《观察与思考》：2011.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