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体、美、劳”是从小学贯穿到大学的教育内容。然而,前四者都被学校大力强调,唯独劳育在大学教育中相对缺失。
“一介书生”“以读书为主要任务”……这些大概是人们对大学生最基本的印象。而在近年,一股劳动之风正在国内部分院校兴起。
据悉,四川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院校近年纷纷开设了相应的劳动课程。
当大学生拿起扫帚清洁校园,巡查校园的绿化带,甚至扛上锄头到地里扒红薯等活动变得愈发寻常之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好奇,劳动课究竟能给大学生带来什么?劳动课真的是大学需要强调的课吗?
缺失的劳育
“"锄禾日当午"谁都会背,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不要说自己参与秋收,很多人连看都没看过。”在参加完水稻收割体验活动后,浙江农林大学本科生周旭云如是说。
实际上,比起很多“90后”大学生,周旭云所说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
“懒成为许多大学生身上的通病。宿舍脏乱臭他们可以视而不见,宅在电脑前可以一两天不挪窝,吃完饭后餐盘无人端走……”福建某大学辅导员小叶如此形容大学生现状。
大学生的懒固然有性格、生活习惯等原因,但是教育的引导同样难辞其咎。
南京理工大学是江苏率先“试水”劳作教育的高校。该校教育实验学院副院长周双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德、智、体、美、劳”是从小学贯穿到大学的教育内容。然而,前四者都被学校大力强调,唯独劳育在大学教育中相对缺失。
“过度强调脑力劳动而忽视体力劳动,久而久之会使得整个社会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产生贵贱之分,小到随地乱扔纸屑、随地吐痰,大到不尊重初级劳动者、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果实,看低体力劳动的恶果已经在当今的社会中呈现出来。”周双喜说。
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希望通过劳动课的形式,达到教育、引导学生的目的。尤其在台湾地区,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劳动课。
其中,台湾东华大学还专门设置劳动教育处,学生就业时除了成绩单,还有一张反映劳作教育素质能力测试的单子,提供给用人单位。
周双喜解释说,某种程度上,劳动课的成绩有时比考试成绩更重要,因为它是大学学习过程中一系列行为表现的综合反映,能够有效体现出学生踏踏实实、认真做事的态度,所以用人单位比较看重。
多样的选择
动手制作插花、嫁接蟹爪兰、在花匠的带领下认识花草树木……中小学时代的劳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么,大学劳动课又是依据什么开设的? 内容该如何设置?
这在大学里也引起了争议。9月初,南昌大学推行自主保洁政策,要求学生清扫厕所,政策一推出引起472名学生签名抵制。最终,校方取消了这一项在学生口中“伤害尊严”的清厕劳动。
处于探索阶段的劳动课,内容、性质上应该把握哪些原则?
在周双喜看来,劳动课必须尊重社会现实,顾及学生、家长的抵触情绪,让学生们相对体面地进行体力劳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学校至少不能开设带有惩罚性质的劳动课,否则学生将永远不会热爱劳动。相反,只有把劳动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学生才会真心感到快乐并接受。
在他看来,高校在开设劳动课时,其内容要具有可选择性。“不要设置成单一的、强制性的内容,而是要让不同的学生去做他们感兴趣的劳动”。
实际上,率先探索的一些高校也正在这样实践着。南京理工大学把中山陵的义务讲解、民工小学课程设计、社区老人服务、博物馆卫生维护等纳入了课程范畴。浙江农林大学结合农林院校的特点,把挖番薯、割水稻、收大豆等服务实习农场的工作算入劳动课。
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提议,通过一次课程,负担一定的成本,让大学生跟后勤人员学习炒菜。周双喜很认同:“这是一次很好的劳动教育,在劳动过程中学生能够体会到厨师的辛苦,不仅会让学生更加珍惜粮食,毕业时还能掌握一门技能”。
与社会实践难区分
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开设了劳动课,但在人们印象中,改革动力强劲的重点院校鲜少开设劳动课—仅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有劳动要求,但也逐渐流于形式。
事实上,中国的高校从来就不缺少劳动课。据储朝晖介绍,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劳动课一度在高校盛行。直到1978年,高校才逐渐淡化甚至取消了劳动课。
“国内大陆地区高校没有普遍开设劳动课,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许多教育工作者对"劳动"和"社会实践"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周双喜说。
储朝晖表示,广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但在中国,劳动更多指的是体力劳动。如果用一门课来规定学生从事体力劳动,课程设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狭隘性。
在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实验学院的劳作教育课程规划中,社会实践也包括其中。劳动课范畴下的学生节能减排调研,与社会实践中的节能减排调研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调研贯穿于一学期始终,过程中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后者的调研多集中在十多天里进行,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团队活动。
然而,这样的设想尚没有被更多的高校管理者、教师接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工作者认为,这样的劳动课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并不新鲜,因此没有跟风。
储朝晖也认为,对于学生的成长而言,社会活动比劳动课的概念更广,仅仅当作一项劳动课,无法充分体现社会活动的价值。因此,国外高校绝大多数都没有单独开设劳动课,只是对学生做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有一定要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课没有超越社会实践之处。由于门槛相对较低、服务次数多,团队项目中组长不再固定由一个人担任,而是由团队成员轮流担任。这不仅给所有学生当leader的机会,轮换中的互相评价还解决了课程的考核难题。而这样的尝试正在南京理工大学进行。
http://tech.hexun.com/2014-11-27/170866310.html 《中国科学报》:201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