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理念精准契合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方法，立足中国的国情，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农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离开农民和农村，谈“两山”转化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不完整的。

8月15日是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的日子。从2005年8月15日，“两山”理念在浙江安吉孕育而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从地方实践走向全国推广，从局部探索升级为国家战略，其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两山”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怎样的关系？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角度看，怎样理解“两山”理念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两山”理念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有哪些启示？本期对话邀请常纪文、郇庆治、沈满洪、陈健四位专家开展交流讨论。

郇庆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有着明确的“三农”背景语境，即长三角地区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周边地区的乡村应如何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两山”理念的精髓要义并不是只讲发展或保护，而是要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促进实现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找到把“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机制，绿色发展的重点、难点则在于那些生态环境禀赋相对较好，但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地区。

沈满洪：“两山”理念深刻改变了农业农村的发展逻辑，将生态资源视为核心发展要素。浙江的实践表明，优质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农村最具竞争力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两山”理念构建了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比如，金华磐安县的花溪村，通过整合非遗项目发展生态旅游，促进农民增收；杭州临安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上的天目村，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这些案例显示，生态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能够有效解决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等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动力。

常纪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前是山沟沟里面出马列主义，现在山沟沟里面还出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筹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与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相结合的产物。不管是从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我认为“两山”理念精准契合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方法，立足中国的国情，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陈健：“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早的萌芽。这一理念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入基层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这些鲜活的地方经验，为“两山”理念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两山”理念经历了从具体论断到系统理念的升华过程。最初，它是指导地方生态经济发展的实践原则，随着实践深入逐步上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最终融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成为这一系统理论的重要基石。这一演进过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

沈满洪：“两山”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经历了从萌发到升华、从发展到转化的迭代升级。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明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作了更为严谨的表述，把人类关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总体上保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线，但是，理论上进一步升华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是“兼顾论”，体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优先论”，在环境容量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是要受到相应限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转化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如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等。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党的十九大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纳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此同时，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也作出一系列的调整或加强，使得生态文明建设从区域实践上升到国家法治层面。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逐步形成。

常纪文：我把“两山”理念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习近平同志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在浙江考察，基于浙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现状，提出“两山”理念的论断。因为浙江当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称为转型期，经济发展领先于内地十几年，但遇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两山”理念指导之下，浙江经过10多年的努力，生态环境问题慢慢好转。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通过以后，浙江、福建、上海等地的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后来在全国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好蓝天保卫战，包括现在深入开展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以前想都不敢想。从这个理论和实际来看，“两山”理念切合中国实际，指导了中国的实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郇庆治：的确，最初或狭义上“两山”的理论命题更多关注与强调了既有的“绿水青山”如何转化成为“金山银山”的问题，这本身也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两山”理念只适用于那些自然生态资源富集的地区。一方面，“两山”理念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适用于我们一般性思考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越是那些生态环境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越需要更加自觉与主动地做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作，也就是要先恢复“绿水青山”，再创造“金山银山”。

陈健：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也能看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东部沿海地区得到明显改善。生态资源匮乏地区学习和落实“两山”理念，关键在于突破资源认知局限，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价值转化，而非简单复制生态优势地区的模式。一方面，深度挖掘资源隐性价值。生态贫瘠地区往往拥有独特的生物资源禀赋，需要我们跳出传统农业思维，向更深层次的价值延伸。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地形气候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资源也丰富。如何利用这些资源，需要科技要素对接，这是我们目前较薄弱的地方。以前我们是农业科技特派员下乡，解决的只是种植能力和质量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引入营养学、食品科学等学科专家同时下乡，侧重后期深加工技术研发等，构建“科研-转化-市场”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常纪文：农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离开农民和农村，谈“两山”转化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不完整的。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生态好，生态就会反哺，农民可以利用优美生态开民宿、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等，将生态转化为物质财富。但应注意，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自然优势和区域优势，要因地制宜地发掘资源，找准转化方式。同时，发展产业要相信市场，不能盲目跟风，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

郇庆治：当然，要想让“两山”理念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还需要在保持既存制度与政策创新成果的同时，继续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比如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建的促进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法人主体作用、积极发挥人文与数字要素的经济促进作用等。

沈满洪：让“两山”理念更好应用于实践中，一定要准确理解“两山”理念，现在片面理解的问题很突出。比如说总书记讲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有的人就理解成“只要环境保护，不要经济增长”，不惜一切代价来搞环境保护，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不符合“两山”理念的本意。“两山”理念的本意是生态优先，其关键在于守住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底线。例如，水资源开采不能影响生态用水，渔业捕捞需避免资源枯竭。但守住底线不等于放弃发展，必须立足于既要生态优先，又要绿色发展。

再比如，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本意来讲，表面上看似乎就是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但实际上它是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既是生态经济化，又是经济生态化。如果不强调经济生态化，那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有人把“两山”理念简单理解成生态补偿，这就更加狭隘了。从生态经济化的角度，既要考虑体现公平正义的生态补偿制度，也要重视农民的主体作用，带动农民利用生态优势来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甚至一些没有污染的生态工业，如农产品深加工、环境敏感性的产业等，在生态约束下激活绿色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

陈健：推动农民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转变，需要构建一套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转化机制。关键在于通过示范引领，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生态保护带来的实际收益。浙江的实践表明，当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明显高于传统开发模式时，农民的积极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把握逆城市化的发展机遇，依托都市圈的消费需求和人才资源，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注入持续动力。

人才是推动价值转化的核心要素。一方面要培育本土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数字游民等新型人才进入乡村，不仅能带来先进理念和技术，更能激发乡村创新活力。同时，要建立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运用数字化等手段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认证、溯源等方式确保产品质量，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郇庆治：必须看到，当下的生态经济发展或“两山”理念转化的确存在着不均衡、不充分或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乡村与乡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直接影响到“两山”理念与转化模式的可复制性；另一方面，即便那些看起来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乡村，也往往未能做到大多数村民的共同参与或共同致富，而这就直接影响到生态共富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对此的解决之道，需要从两个层面上入手。一是乡村整体范围意义上的科学合理规划，从而在制度政策设计上尽量把所有相关人员的利益和关切考虑其中，而不是紧盯着少数的直接经营主体或参与人员，从而让“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效益，成为所有村民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来源。二是要努力让农村农业农民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发挥的同时，使乡村地区的“两山”转化尽快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市场规律。这当然不是说农村景区的票价或民宿食宿像城市一样昂贵，甚至时常坐地起价、漫天要价，而是说需要在经营和营销方式上大胆创新、增加文化附加值并获得切实收益。

郇庆治：作为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和一般性世界观方法论，“两山”理念已经建立起广泛的政治共识与大众文化认同。但在现实实践中，还依然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或矛盾：一是那些转化难度较大或经济收益潜能暂时不突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问题，而且这一部分往往发挥着基础性的生态功能；二是那些转化难度较小或当前经济收益明显的生态环境的过度（非生态）开发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还是要从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升上发力。当然，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的问题。就此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理想。

沈满洪：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向好。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大功告成了呢？还没有，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未竟之时”，需清醒认识深层挑战。比如，尽管万元GDP能耗强度持续下降，但受经济增长驱动，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仍持续攀升，化石能源依赖尚未根本扭转。再比如，当前有的地区土壤受重金属污染较严重，土壤治理进度远落后于水、气污染。同时，新型污染物（如医药化学品）缺乏有效监管体系，传统与新兴污染风险交织。而当前我国点源污染已实现精准监控，但农业面源污染受制于地形与成本，治理缺口较大，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常纪文：“两山”理念从余村提出，逐渐推广到全国，目前正在走向世界。当前，“两山”理念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广泛共鸣，如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中国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经验。尽管中国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随着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到2035年美丽中国基本实现之时，必将吸引更多国家向中国学习，“两山”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必将对中国乃至全世界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陈健：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实现在某些领域引领全球。从治理技术层面看，我国在水体修复、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同步。在生态价值转化领域，中国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制度创新，形成了全球领先、具有示范意义的“两山”转化实践模式。

与此同时，“两山”理念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可行路径。这些国家很多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既希望避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又亟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相较于西方漫长的环境治理历程，中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从温饱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其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经验更具参考价值。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从传统产业转移转向绿色产能合作，各国期待引入中国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既促进发展又保护环境的新型产业模式。这既是中国的责任担当，更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